宋元时期，泉州与印度尤其是南印度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印度教也经由海路传入泉州，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已发现的印度教寺构件有300多方，这在整个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从众多的石刻遗存可以知道，这不是同一座建筑物的构件，当时的泉州可能存在至少两座印度教寺。

      泉州金氏是阿拉伯人后裔，在他们的《清源金氏族谱》中记载，泉州有一座备极壮丽的印度教寺称番佛寺，这在《晋江县志》得到了印证。

      开元寺大雄宝殿后面立着两根精美的印度教石柱，是明代重修开元寺从废弃的印度教寺移置过来。珍藏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毗湿奴石像是至今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印度教圆雕造像。毗湿奴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负责维持宇宙的秩序，该像115米，四臂，上两臂执海螺、法轮，下臂右手作无畏手印，左手倚神杵，神姿卓越。

      今天在晋江池店的一座小庙里，有一方印度教女神石刻，被当地村民当成观音祭拜，自然地融入当地的民间信仰，这是多么有趣的文化现象。

      泉州众多的外来宗教遗迹中，有一处摩尼教遗址备受世界瞩目。公元3世纪创立于波斯的摩尼教，早在7-8世纪就先后传入新疆及内地，后被称为“明教”。据《闽书》载，福建的摩尼教是在9世纪中叶传入。

      在晋江草庵寺前出土了印有“明教会”的黑釉碗，证明泉州曾是摩尼教在中国最重要的活动据点之一。草庵寺内供奉的摩尼光佛在当地被当作佛教信仰的一种，周边其他地方崇拜摩尼光佛的行为已经深深融入民间信仰中。

       保存至今的摩尼光佛像是世界的文物瑰宝，1987年在瑞典召开首届国际摩尼教学术讨论会，将草庵摩尼光佛像作为会徽。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参观草庵后，认为它是这次考察活动的“最大发现”。

      世界上同一座城市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不少，但在同一座城市同时容纳世界各大宗教信仰以及其他各种信仰的情况实属罕见，泉州奉献给世界的就是这样的意外。

      1991年，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的官员在学术研讨会上说：“无论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些相遇的结果是文化交流，甚至是一些意料之外或不期而遇的变革。”

      各种外来宗教与中国本土的各种信仰和谐共处在这座城，这样复杂有趣的文化现象带给人们的启示，不仅在于它是否证明泉州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更重要的是它启迪着今天的人们以尊重和理解的方式对待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信仰。

      对外贸易的发展令大量外国商人和宗教团体来到泉州，其国际化程度堪称古代的纽约。在泉州港的全盛时期，定居于此的外国商人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小乘佛教徒和大乘佛教徒、天主教徒和波斯教会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帕尔西人（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在阿拉伯征服波斯后迁徙到印度的一支）。

      宋元时期，大量穆斯林在泉州自由从商、任官、传宗接代，他们当中有的对泉州海上市舶贸易有功而获得官职，有的因军工显赫获得升迁，有的从官府买得官位。例如异密·乌马儿，他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由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调任浙江省平章政事。

      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徙，泉州呈现出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这座城市至今都能找到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形象，一支建于10世纪或11世纪的印度教石雕阳具（中文中称“石笋”），还有一块刻写着印度教教义的石碑。石碑由泰米尔文和中文双语铭刻，从文本的娴熟优美来看，刻碑人几乎可以确定是本土中国人。

      泉州佛教寺院承天寺存有一座元代石炉，炉盖上刻“泉城孙府前保信士蒲力目，偕室李二娘仔，与十方檀信，同发诚心共成佛果”等语，“信士蒲力目”这个名字显然不是汉人，而应该是阿拉伯人、波斯人或“土生番人”之类的伊斯兰信徒。这说明了本来相互排斥的伊斯兰教与佛教也出现了民间融合的趋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泉州最著名的额佛寺开元寺以有印度教神猴哈努曼的形象著称，哈努曼就是《西游记》中美猴王孙悟空的原型。

      或许更有启示意义的，是当时的中国对贸易和对外交流的支持态度。戈登指出，“伟大亚洲世界”的主旋律之一，就是规劝君主们尊重并欢迎旅行者带来的新鲜资讯，重视商人的价值，保护贸易。